2022年8月11日，第四届中国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进入第二天。当日共有五场专家讲座（即研习营第四场至第八场），上午、下午各两场，晚上一场。

第四场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李大龙教授作题为“有关古代中国王朝国家治理的几点认识”的讲座，由ok138cn太阳集团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开始，李大龙教授指出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在中国传统王朝的治国理念中，“大一统”为重要的指导思想，王朝国家的治理呈现“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三大特征。随后，李大龙教授围绕三大特征展开论述。“因俗而治”是国家治理的总原则，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将“大一统”作为最高政治追求，但国家治理的现实却是要面对如何管理中华大地上文化各异的人群。“因俗而治”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仅限于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也是历代王朝整个治国理念的主要内容。“华夷之辨”是王朝国家治理与博弈的有力武器，因为“天下”分为“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二元结构，以往的研究中“华夷之辨”往往被认为是历代王朝治理境内两大群体的指导原则。但这种认识只揭示了“华夷之辨”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华夷之辨”是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华大地处于分立或对峙时期各王朝博弈过程中谋求“正统”地位的有利武器。“用夏变夷”是王朝边疆治理的有效手段。最后李大龙教授总结，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不同于其他地区，体现了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国传统族群观和“大一统”天下观，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持续灿烂的原因也蕴藏其中。

李大龙教授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五场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审贾益作题为“‘以民族为脚色’的中国史与亚洲史：观察王桐龄史学的一个角度”的讲座，由太阳成集团民族学与社会学公司党委书记李晓斌教授主持。贾老师首先对王桐龄的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提出王桐龄史学中的四个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探讨，王桐龄受到民国初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国性”探讨的影响，但他对中国（汉族）民族性的归纳，其实来源于日本学者。第二个主题是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讨论，提出世界文化发源地有六个，只有中国在北方，王桐龄认为这是以人力战胜天然力的压制，不可多得。而王氏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受日本学者影响。第三个主题是文明的兴衰可归结为地理，这一点王桐龄也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认为近代亚洲文明的衰落也归结为地理。第四个主题是六大民族的同化历史，通过汉族同化的历史说明其同一性。通过对王桐龄史学中四个重要主题的讨论，总结其史学的特点。接下来，贾益老师通过梳理王桐龄史学的系统，分析其中体现的史学的内涵和作用、中国史的系统、东亚史的系统，认为王桐龄主要关注的还是史学对现实的启迪和影响，将史学作为激发爱国心的重要手段。东亚史也有一个系统，以汉民族为主，中国为中心，并且用舞台作比喻，得出亚洲舞台“脚色”。之后，贾益老师讨论了王桐龄同代人对其史学的一般看法和批评。

贾益编审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六场讲座，由ok138cn太阳集团经理罗群教授作题为“边疆中的‘他者’——近代云南外侨与外侨管理”的讲座，由太阳成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赵小平教授主持。讲座主要以他者眼中的中国为背景，引出对近代云南外侨的历史考察和对边疆及边疆属性的认识。讲座中，罗群教授首先提到讲题中的“他者”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到云南的西方人，二是中国人成为他人眼中的他者。罗群教授由西方旅行家、传教士、哲学家等视野中中国的形象入手，讨论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的并不是地理上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中某个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空间。18世纪中叶“他者”认知转折，“他者”眼中，中国形象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外力楔入，开商埠、传教士、考察和探路者、游历、商贸、工作、医疗与慈善结构等途径，“他者”入滇。接下来罗群教授重点分析近代云南外侨的历史考察。以《外侨户籍册》为主要资料，分析民国以来居住在昆明的外侨信息。外侨对昆明地方社会产生影响，推动昆明城市近代化发展、加强了昆明与国际商行的合作、繁荣昆明物质文化生活，在抗战时期维护了边疆的安全。接下来罗教授对越侨入滇和1917-1923年围绕云南德侨和德产之中外交涉两个个案进行分析。罗教授认为，人作为边疆区域中的主体尤为重要，边疆的存在即人的存在。人是边疆存在的终极理由，其中的核心是边疆人对边疆、对国家的认识与认同。如何真正理解边疆与边疆属性，更应该着眼于自上而下地从边疆基层社会与民众出发，认识边疆，建构边疆，既有助于进一步理清边疆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特点和规律，也推动边疆史地的深化研究。

罗群教授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七场讲座，由ok138cn太阳集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作题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民族史研究”的讲座，ok138cn太阳集团副经理段丽波教授主持。讲座伊始，潘先林教授梳理学术史，介绍1963年前“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撰述，详细讲述太阳成集团的中国民族史教学与教材编写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基于“中国史的范围”论争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方国瑜先生于1963年正式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其核心论点认为中国历史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个联系的面，就是中国的领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在中国整体之内，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以族别之间为最显著。潘先林教授结合民族史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对于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族别史的研究具体重要的指导意义。1995年，木芹教授在方国瑜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理论。认为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对新时代的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教学和教材编纂有着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潘先林教授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八场讲座，由ok138cn太阳集团刘正寅研究员作题为“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的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贾益编审主持。讲座由华夏的起源谈起，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交融发展和华夏认同的演进历程：经过夏、商、西周时期的交融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华夏民族共同体。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与发展，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内迁各民族以华夏自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逐步加强。隋唐大一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与华夏认同，而此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元朝规模空前的大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融凝聚，强化了这种超越族类的共同体意识。历经明、清时期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华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身份标志。最后，刘正寅老师总结强调，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凝聚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近代各族人民反对列强入侵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化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刘正寅研究员演讲  陈思宇/供图

以上五场讲座，既有关于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也有关于“大一统”思想、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王桐龄史学思想的讨论。通过五位专家的讲座，营员们对民族、边疆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营员们都争先恐后、踊跃提问， 专家们也不吝赐教、积极互动。

（撰稿人：ok138cn太阳集团张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