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6日14:30，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经理，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汪洪亮教授受邀来到ok138cn太阳集团，于文渊楼318室为学院师生带来一场题为“问题与主义：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回顾与前瞻”的学术讲座。

讲座伊始，汪洪亮教授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历程做了回顾。汪洪亮教授套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提法，认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晚清时期：专注于’问题’，顾不上‘主义’”；“民国前期：‘问题’依然严重，‘主义’开始萌芽”；“民国后期：‘问题’达到顶点，‘主义’多落地少”；“1980年后：即将研究热潮，主义多元有对话”。晚清时期，大量外国学者进入中国并形成了一系列囊括范围极为广泛的调查报告，为回应西方对中国边疆的觊觎，中国学术界兴起了西北史地之学，标志着中国第一轮边疆研究高潮的到来。然而这一“边疆学运动”的范围与参与人数皆为有限，“边疆”也尚未成“学”。这一时期边疆研究是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而兴起的，是对边疆危机的一种应对，其研究范围与研究领域有限，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故而尚未关注“主义”。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相对晚清时期的边疆研究，经历了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从书斋研究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边疆研究群体学科经历了由单一向复杂、由以史地学者为主向以社会文化学者为主的转变；此一时期边疆学术研究主体和载体也更加职业化、专门化。这一时期的边疆“问题”逐步升级并趋于平稳，有关边疆就学科的“主义”也逐步抬头并走向多元。

汪洪亮教授认为，民国后期的边疆问题达到了顶点。这一时期，“主义”纷呈，却大多昙花一现；具体问题研究与边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的成果颇丰，然而缺乏学科构建意识，关于学科构建构想的系统阐述也有限，相关的阐述亦未获得主流关注与支持。边疆研究学科化在民国后期获得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多种边疆学科构建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在当时流传面有限、深度有限、系统性有限，主义虽多，落地却少，因此，不应对当时边疆研究的影响力评价过高。

汪洪亮教授提出，新时期的边疆学以1980年为界，边疆研究进入众多学者视野，多元化思潮频出，建立边疆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边疆学的学科性问题引发大量讨论。关于边疆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思路与方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汪洪亮教授还针对目前学界有关边疆学的研究现状，分别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一般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以及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成及其地位做了辨析。

在讨论环节，汪洪亮教授回答了关于边防学在边疆学中的地位、海防学科独立体系与陆海一体体系的关系、学科独立的条件以及江应樑先生的边疆学研究等问题。最后，林超民教授对本场讲座做出总结，充分肯定了汪洪亮教授关于边疆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及有关具体观点，同时也提出应关注1949年至今的台湾边政学研究。此外，林超民教授还强调了关于本场讲座中汪洪亮教授所提到的“尿壶理论”对于边疆学研究方法的启发性。

（ok138cn太阳集团 供稿）